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，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党工作中占据了核心地位，成为基本国策。这一时期，我们这些50后、60后们正值四十岁的生育高峰期，因此成为了计划生育的主要目标群体。在农村地区，当时的政策允许农民生育两个孩子，但必须遵循一定的节育措施。例如，生下第一胎后，女性需要上环以进行节育；而间隔满六年并经过个人申请和村上批准后，方可获得二胎的《准生证》。生育完二胎后，必须进行结扎手术。
“结扎”作为一种绝育措施，是通过手术切断女性的输卵管或男性的输精管，从而造成“断路”，使人彻底丧失生育能力。然而，由于农民普遍存在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，有些人对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抵触情绪，导致偷生、超生和逃生等行为时有发生。对于这些违背政策的行为，处罚措施严厉，包括罚款、抄家、刨房和抓捕等。
我作为一名民办教师，深知执行政策的重要性，因此不敢有丝毫马虎。在我儿子满六岁并获得二胎准生证后，女儿顺利出生。然而，在孩子还未满月时，村干部就催着妻子去做结扎。考虑到妻子需要人照顾且对手术恐惧，我决定自己承担这份责任。
在年二月，教育部门发出最后通牒：若没有结扎证明，将停职并禁止上班。在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医院进行男性结扎手术。临行前，妻子提醒我多带些钱以备不时之需。我带着家中的全部积蓄十元钱，踏上了前往武安的汽车。
医院后，经过登记和备皮等准备步骤，我被带进了手术室。虽然手术是免费的，但当我告诉医生我是独自前来且为男性时，医生似乎有些意外。然而，这并没有影响手术的进行。顺利完成手术后，我带着结扎证明返回了家。医生告诉我，男性结扎后可能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，且容易患上精索炎、睾丸炎、附睾炎等后遗症。当我坦言自己的困境，医生似乎有些不悦，直接提出给我开个证明，但需要五十元。我告诉他我仅有九元，他显得失望且愤怒，让我“挨刀子”做手术。
无奈之下，我躺上了手术台。医生没有采取任何麻醉措施，便开始了手术。疼痛、麻木和难以言状的困意袭来，但我咬紧牙关，始终没有发出声音。经过一番痛苦，手术终于结束。
医生冷漠地命令我下来，我捂着疼痛的下部，弯着腰跟在他后面来到医办室。他开出一张《结扎手术证明》，并询问我是公费还是私费。我选择私费，只得到八个止疼片。
回到家后，术后反应开始发作，疼痛、恶心、呕吐让我痛苦不堪。尽管规定我可以休息一个星期，但我担心耽误学生，第四天就回到了学校。然而，结扎的后遗症并没有结束，长时间的酸胀困扰着我，甚至在天气变化时加重。我默默承受着这一切，只为不让妻子担心。
到了年，我突发“急性附睾炎”，疼痛让我昏倒在去学校的路上。同事们发现后，医院治疗了五天才逐渐好转。结扎后遗症的阴霾一直萦绕在我心头，这种痛苦并非孤例，而是众多50后和60后共同经历的磨难。我们这一代人，为了响应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，默默奉献了青春与健康。如今，国家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，给予了经济奖励和生育支持，但那些曾经结扎的老人们，是否也应该得到一些应有的补偿？哪怕只是一句慰藉的话语，也能让我们感受到，我们的付出并非徒劳。然而，“没钱就得挨刀”的医生话语，至今仍在我耳畔回荡，提醒着我那段不寻常的经历。
